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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听渔 2018-06-03

第132期

摄影:郭听渔

编辑:边宇航

腾讯新闻出品

随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工伤受害者或许会成为历史,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后人需要这样一组照片获得经验和认知。摄影师郭听渔以人文摄影的视角,长期寻找并记录工伤受害者这一群体,试图透过《蚀》展现一些熟悉而且令人不安的东西——无法诠释的表情,残缺的肢体。


工伤受害者长期以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原本直接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创造了飞跃的奇迹,却往往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被忽视、甚至被抛弃。

对工伤受害者人群的长期寻找与记录,并非以此作为法律的证据或对现实的控诉,而是在纪实摄影领域,用真实的照片承担起记忆的替代品之功能。

工伤,是指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外部因素直接作用而引起机体组织的突发性意外损伤。根据国家规定,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的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均为工伤。

工伤者时常觉得自己受伤是因为偶然,但现实却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劳动保护,工伤频发成为必然,工人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护。

工伤赔偿须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三个必经阶段。很多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工作证等证明,还往往需要劳动关系的认定,维权的道路总是格外艰辛。

《蚀》即是失去与缺失,照片想直观阐述的是,工伤是确确实实地在那个场景、那个地域、那个时代出现过。

工伤不仅指能看得见的残缺肢体,还包括许多看不见的方面,比如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地,还包括因一次伤害而产生的心理伤害。

工伤对职工心理会造成较大影响。工伤致残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群体,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废人”,是亲人或者家庭的“累赘”,所以一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卑和消极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选择躲避公众的眼光。

在就业方面,工伤发生后,那些有工作能力的职工中大部分会选择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这其中有工伤职工出于对再找工作之高难度的顾虑,也包含有原用工单位对这些员工的照顾。但重返工作,依然是工伤职工的最大愿望。

由于领取申请法律赔偿过程的复杂和漫长,大多数工伤工人选择私自与雇主达成和解,因而许多统计数据很难展现完全真实的工伤群体。

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在遭遇工伤事故后,由于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缺失,往往只能无奈地选择弃城返乡,却又在返乡后发现自身处于极端弱势的尴尬地位。

工伤职工常会遭到外界的歧视与疏远,因工伤造成的肢体残缺、变形让他们的外形看似可怖,而来自社会审判的眼光让他们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

他们甚至不愿意以面部出镜,残缺的肢体无言而更让人无语凝噎。

实际上,在农民工为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背后,却是对诸多农民工权益的侵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不可逆转的伤害是永久的,工伤职工对这段打工岁月的记忆也是永久的。十指残缺的手,触目惊心的疤痕,残破的肢体,宛如沉默的爆炸。在辉煌的经济数据背后,隐藏着暗红色的血迹和难以抚平的伤痛。

根据相关调查,农民工的性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工作性质等4 个因素与工伤事故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性。男性农民工的工伤风险明显高于女性;各行业工伤风险有很大差异,例如建筑业的工伤发生比是批发零售业的近5 倍。

在各种性质的工作单位中,私营企业的工伤发生率最高,其工伤发生比也最高;不同性质的工作岗位工伤风险也有较大差异,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面临较大的工伤风险,其工伤发生比是非技术工作的近三倍。

工伤发生后,对受伤者而言,最可怕的或许不是肢体残坡那么简单,因其流失的尊严和温度、对自我的封闭与否定,以及外界对他们的消极态度,才是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最关键因素。

也许只有在同是工伤受害者的“同类”面前,他们才能比较放心地展露自己的脆弱之处。

机器使用率、自动化程度较低,大量工作需要工人直接手工操作,加之缺乏有效的劳动保护,工伤频发成为必然。

工伤申诉备案、决定和执行过程平均需要长达1000多天,这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高昂的代价,在漫长的等待期中,通常外出务工者没有收入来源 , 由于领取申请法律赔偿过程的复杂和漫长,大多数工人选择与雇主达成和解,从而导致实际赔偿金额大幅降低。

工伤机率及严重性和各种补偿申请过程的困难已成为民工面临的一个最大困扰 。

照片或截取身体的一个侧面和瞬间,它是对工伤真实事件的简化,让读者读取残缺的信息。

摄影师有十几年在珠三角做突发记者的经历,他眼中的那个年代并不太平,社会治安事件突发,各种弱势阶层都想方设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当中就有看不见的工伤——诸如尘肺病人,以及看得见的工伤——诸如肢体伤残者,他对这两个题材进行了持续关注。

在城市的繁荣之下,这些工伤者其实被边缘化了,他们拿着难以糊口的赔偿,瞬间消失在主流人群。但作为平等生命的个体,他们有权利被更多的关注。

对工伤者而言,光有社会大众的“知道”和“同情”是不够的,他们更需要健全成熟的保障体系,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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